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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镠与传统宗教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09:07:31 阅读: 来源:手电钻厂家

钱镠与传统宗教

钱镠的成功,与其善于利用传统宗教有密切关系。他利用时人潜意识中根深蒂回的“天人感应”信仰,制造种种神话,为自己增添神圣的灵光,以增强凝聚力;通过各种祭礼,神道没教,以培养臣民的忠孝之心:并从卜筮中获得了战胜挫折的信心。建国后,他又通过封神建庙等宗教活动,宣扬王权神授,籍以巩固其统治地位:在用人治国及生产领域,都可见传统宗教思想对钱镠的影响。传统宗教在吴越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,积极性大于消极性。

关键词:钱镠;传统宗教;“天人感应”;神话;祭祀

吴越国是五代时期十国之一,开国之主是唐末镇海军(治杭州)节度使钱缪,据有杭、越两藩,包括今浙江省和无锡以东的江苏省南部及上海市,是十国之中的一个蕞尔小国。然而,这个小国家却颇令治五代十国史者注目,其原因,一是其国长治久安;二是其国经济发展,文化昌盛,正如著名学者卞孝萱、郑学檬所著《五代史话》所言:“吴越在钱氏治理下,政治上比较安定,文士荟萃,人才济济;经济繁荣,渔盐蚕桑之利,甲于江南;海上交通发达,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;文化也称盛于时。”一个地狭(仅有十三州)民寡之小国,何以能在五代这个战火不息、血肉横飞的乱世中保持长久的安定?学术界未见学者认真、仔细探讨过此问题。五代史家陶懋炳对此问题也只是略作推测,谓“南方九国之中,嗣主较为贤达者,无腧钱氏,这虽与吴越诸主不事内宠、教诲子嗣得法有关,但比较重要的原因,似乎是居桑梓之地,更注意人心民情吧?笔者认为,吴越国的长治久安,经济发展,文化昌盛,存在着多方面的因素;而其中,吴越国统治者对于各种宗教的有效利用,却是一个不宜忽视的重要因素。正是因为吴越国统治集团(尤其是历代钱氏吴越国王)善于利用宗教,不仅在政治上神化了自身,增强了凝聚力,巩固了统治地位;而且在军事、生产等领域,充分激励了士气,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;还通过宗教活动,营造和维持了与邻国甚至外国的和平友好关系,促进了吴越与其他地区、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。一言以蔽之,吴越国的历史状况与宗教是密切相关的。正如有学者所言:“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个社会领域的发展过程中,宗教曾发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,并留下了鲜明的烙印。可以说,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宗教,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过去的历史。”Ⅲ限于篇幅,本文仅就钱镠与传统宗教之密切关系略作考察和论述。

吴越国的奠基者钱镠出身低微,于唐末投入地方武装董吕部下。在作战中,他率领的队伍屡战屡捷,因而很受董昌的器重。董昌做了杭州刺史后,把所属各县的军队组成八个都,任钱镠为都指挥使。光启二年(886),董昌夺得越州(今浙江绍兴)后,把杭州交给了钱镠。后董昌妄自尊大,背叛唐朝,建立割据政权大越罗平国。钱镠奉朝廷之命灭董昌,据有两浙,为吴越立国奠定了基础。钱镠平步青云的奥秘何在?史载他“善射与槊,骁勇绝伦”,似乎钱镠的发迹凭借的是骁勇善战。然而,揆之史实,笔者认为,助钱镠事业成功的,与其说是勇悍,不如说是他善于利用宗教的种种手段,神化自己,增强了凝聚力,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,从而树立了崇高的个人威望。

首先,钱镠利用人们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“天人感应”信仰,制造种种神话,为自己添上了神圣的灵光,增强了凝聚力。钱镠出身本来低微,又兼“无赖,不事家人生产,以贩盐为盗”。乡里人大多鄙视他。当时,县录事钟起数子喜与钱镠交游,也遭到钟起的禁阻。“稍通图纬诸书”的钱镠便与“善术者”合谋,演了一出“戏”,以证明钱镠是上天注定的“非常入”、“贵人”、“王人”。《新五代史》卷六七《吴越世家第七》载:“豫章人有善术者,望牛斗间有王气。牛斗,钱塘分也,因游钱塘。占之在临安,乃之临安,以相法隐市中,阴求其人。(钟)起与术者善,术者私谓起曰:‘占君县有贵人,求之市中不可得;视君之相贵矣,然不足当之。’起乃为置酒,悉召贤豪为会,阴令术者遍视之,皆不足当。术者过起家,(钱)镠适从外来,见起,反走,术者望见之,大惊曰:‘此真贵人也!’起笑曰:‘此吾旁舍钱生尔。’术者召镠至,熟视之,顾起曰:‘君之贵者,因此人也。’乃慰谬曰:‘子骨法非常,愿自爱!’因与起诀曰:‘吾求其人者,非有所欲也,直欲质(验证)吾术尔。’明日乃去。起始纵其子等与镠游,时时贷其穷乏。”此事不可轻易看作是后世史家神化统治者的无稽之谈。此事或许是“事实”,但此事的“导演”极有可能是钱镠。钱镠走南闯北贩盐,交际广,请个术者演场“戏”并不难。大约钱镠知道钟起迷信神秘的方术,于是请术者以占星术骗取钟起的刮目相看,不仅可令其允许诸子与钱镠交游,还可借钟起作宣传工具,为自己披上神圣的外衣。从钟起“纵其子与镠游”,并“时时贷其穷乏’看,钱镠的“戏”演得很成功。这一成功,也许令钱镠“品尝”到了神秘宗教的无穷魅力,于是,其后,围绕着钱镠,种种“天人感应”及“神助”的神奇故事便衍生出来,并被史家言之凿凿地加载史册。

古代中国人都很重视人的出生,认为“非常人”的出生一定不平凡,一定会有“天人感应”的迹象。故历代统治者在发迹过程中及掌握政权后,都致力制造种种“神话”,以凝聚人心。钱镠也不例外。

另外,针对军队中将士普遍怀有神的观念和信仰的现实,钱镠在领兵作战、筑城、出行等活动中,无时无刻不在通过种种途径、手段编造传播形形色色的“神助”故事,其客观效果,不只是神化了钱镠,同时也激励了士气,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,壮大了其军事势力。仅以军队作战为例,什国春秋》卷七七载:唐中和二年(882)七月,钱镠统八都兵讨伐刘汉宏叛军,“会夜分,星月皎然,兵不可渡,缪掬江沙,吞而祝曰:‘吾以义兵讨贼,愿(天)助阴云蔽月,以济我师。’倾之,云雾晦瞑,即渡江,窃取军号,斫其营。”把战胜敌军归功于祈祷而获得天助。干宁四年(897)八月,钱镠向唐朝请封胥江惠应侯为吴安王,理由是:“先是,安仁义将沿江入寇,一夕惊涛,沙路尽毁。王(钱镠)感其神异,请而封之。”神不仅助钱镠军队战胜,还破坏敌军对钱镠军队的偷袭。开平二年(908)九月,钱镠又奏请后梁封故隋司徒陈仁杲为福顺王,“以仁杲常以明兵助王(钱镠)”故也。钱镠对神的一再请封,与大事修庙、亲撰碑记一样,实质上都是一种宣传手段。诸如此类的“神异,故事,史籍中还可捡拾若干。这些“神助”故事,或是偶然事件,通过附会而成;或是子虚乌有,虚构而来。故事神秘,无从核实,信不信由你。但可以断言,在人们宗教观念深厚的古代社会,这对激励钱镠军队的士气、斗志,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,是“晓之以理”所不能企及的。

其次,通过祭祀,加强与神灵的联系,祈求得到神助,并借此“神道设教”,以培养子弟、臣民的忠孝之心。祭祀既是中国以“敬天法祖”为核心的宗法性传统宗教的重要活动之一’也是封建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儒学倡导的“礼”的重要内容之一。《礼记·昏义》篇云:“夫礼,始于冠,本于昏(婚),重于丧祭。”《祭统》篇又云:“凡治人之道,莫急于礼,礼有五经,莫重于祭”。钱镠在治军、治国过程中,对于祭祀也极重视,将祭祀作为团结亲族,笼络将士臣民的一种重要手段。其祭祀活动包括:

1、祭祖先。在古代,祭天是礼制规定天子的特权。钱镠身为大臣,不能僭越礼制,只能祭祖。在宗法性传统宗教中,天是祖的延伸,祖是天与人沟通的中介。祖先拜祭是维系血亲关系的重要机制,其意义在于维护孝道。当时,钱镠的部下中,不时有见利忘义,伺机叛乱者,这对钱缪事业的发展是一大障碍。钱缪深为此而头痛。他认识到,要培养部下的忠心,首先得从培养子弟的孝道着手,子弟孝,臣下忠,事业才可成功,此即儒家所谓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。光启四年(888)七月,钱镠在临安九州山新修钱氏九州庙,天祜三年(906)十一月,通过唐朝敕命,允准于本道建三代私庙。开平四年(910),后梁敕封钱氏三世,“敕建三世庙于安国衣锦军”。钱镠修宗庙,祭祖先,旨在培养子弟、臣民的忠孝观念,防范犯上作乱。其后,钱氏宗室和穆,将臣忠心,可见其修宗庙,敬祀事的积极意义。

2、祭忠臣。为培养将臣对自己的忠诚,钱镠的法宝之一是对已逝忠臣的拜祭,包括拜祭地方历史上的忠臣及自己军队中出现的忠臣。干宁二年(895),“是岁终,郊封胥山伍子胥为惠应候”。伍子胥,春秋时吴国大夫、忠臣。胥山即今浙江杭州市内吴山,山上原有伍子胥庙。对伍子胥祠的加封,虽出自唐廷,却是应钱镠的奏请;封祠祭神的目的,一是祈求神灵对自己的佐祜,二是显示自己对忠臣的敬意。对病死或战殁的忠将,钱镠也以祭拜表示自己的感恩和崇敬。唐光启三年(887),润州牙将刘浩叛乱,逐其帅周宝,推度支催勘官薛朗为帅。钱镠遣将取周宝以归,并“具军礼郊迎。环久,周宝病卒。其后,钱镠遣杜陵等攻润州,逐刘浩,执薛朗。钱镠“剖其(薛朗)心以祭(周)宝”。杜陵,唐末归附钱镠,对钱氏忠心耿耿。干宁年问(894——898),杜陵败淮南宣州叛军。钱镠将叛军改编为亲兵,号“武勇都”。杜陵认为叛降之军勇悍无赖,置之肘腋必为祸患,曾密疏钱镠以士人取而代之。钱镠不从。其后,武勇都果然反叛,与淮南勾结,几置钱镠于死地。钱镠为表彰杜陵的先见及忠诚,“使祭之,旌其先见”。武勇都军叛乱时,高渭率师入援,中伏战死。后叛乱平定,投奔淮南的叛酋徐绾被淮南槛送回来。钱镠“命剖(徐绾)心以祭高渭”。对死者的祭祀,宗旨显然在于激励生者。吴越国多忠节之将臣,绝非偶然。

3、祭自然神。宗教学告诉我们,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,人们在自然界面前显得脆弱渺小,于是产生对自然物和自然力的畏惧感、依赖感和神秘感,认为万物万象背后都有一个神秘莫测的主宰,此即所谓自然神。自然神能力远远高于人类,它能给人类造成祸殃,又能为人所用,福佑人类。吴越国滨江临海,其人对江海之神十分虔诚。史籍中常见钱镠对这些自然神灵的祭祀祈求。如《吴越备史》卷一载:唐末干宁三年(896)正月,淮南将安仁义出战船自湖州将渡江以应叛乱的董昌。钱镠命武勇都指挥使许再思率师御之。“(安)仁义竟不敢渡。然抄路之患未弭,乃祭江海而祷胥山祠。一夕,惊涛,沙路悉毁。江堧一隅无所患矣。”浪涛毁坏沙路,阻挡了敌军的入侵,或许是偶然的自然现象;但因为事情凑巧,在钱镠及其将士看来,这是祭祀祈祷有效,江海神灵“显圣”的结果。

再次,算命、占卜、禁忌等宗教性活动、情感,曾一次次给钱镠注射了“强心剂”、“镇静剂”,使他在遭遇挫折之时不气馁,对前景充满信心。在天、神决定人间一切的传统宗教观念的影响下,古代中国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宿命思想,上至君主帝王,下及平民百姓,概莫能外。每当疑惑或挫折之时,人们便会求助于算命、占卜,以窥知“天意’圾个人命运,预测事情的发展趋向。钱镠对算命与占卜都深信不疑。唐末,钱镠隶属董昌为偏将,时年二十四岁,颇受董昌倚重。一日,董昌派遣钱镠去临安,途经余杭,有瞽者善摸骨相,集于龙光桥。钱镠因请瞽者看(摸)相。瞽者摸后,竟无一言。若干日后自临安返回,时已日暮,相者仍在桥所。钱镠遂贽金请相。“相者曰:‘旁无人乎?’,王(钱镠)曰:‘独在斯。’相者乃引臂久之,叹曰:‘天下乱矣,期时之内,再遇贵人。’言讫而去。旬日后,王复以束帛至余杭,将酬之,访于乡间,竟绝踪迹。”一个目瞎相者凭触摸即可辨出前后乃为一人,可见钱镠“骨法”确乎与众不同;而骨法与众不同当然意味着钱镠乃“非常人”、“贵人”,前程无可限量。这无疑大大激励了钱镠努力拼搏的信心。

战争期间,每遇挫折,钱镠也常常通过卜筮,向术士探知前事。在他的幕府中,就有专职的占候者,如叶简,“善占候,尤精风角,武肃王(钱镠)辟居幕中”;善占卜的李咸与叶简同在武肃王幕府。天复二年(902)八月,武勇都指挥使徐绾及左武勇都指挥使许再思联合反叛。钱镠仓猝率师平叛。在胜负未分,前途未卜之时,钱镠忧心如焚,便借助占筮以测吉凶。据载:“初,王(钱镠)行至龙泉,闻变,召李成占之。(李成)曰:‘大王霸业方永,但分野小灾耳,请勿为虑。不然,大王当有疾。’王曰:‘宁我有疾,岂宜害百姓耶?’王又召叶简筮之。曰:‘贼无如我何。’王曰:‘淮人将同恶乎?’简曰:‘淮人不来,宣城(州)当济贼,季冬方败,然宣城亦当败于明年,今不足虑。’如期皆验也。”旧李咸及叶简都是钱镠熟悉亲善的术士,他们当然不会长叛军声威灭钱镠锣志气,而必然会说有利于钱镠的话。他们占筮的结果一致:叛乱不会动摇钱镠霸业的根基,必然以失败告终。这令钱镠吃了定心丸,增强了战胜叛乱的决心和信心。

钱镠不仅在治军发迹过程中,与宗法性传统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,封王建国以后,宗教仍然是钱镠治国理民的一种重要的辅助手段,表现在:

(一)通过封神建庙、编排传布神话等宗教活动,大力宣扬“天人感应”、“王权神授”,借此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力。天祜四年(907)四月,朱温“受唐禅”,改元“开平”,建立五代第一个中原王朝4梁。五月,后梁晋封钱镠为“吴越王”(此前钱镠分别被唐封为吴王或越王)。钱镠认为,自己霸业的成功,“启吴越之双封,为东南之盟主”,是得到神灵扶助的结果,因此,成功之后,首先应当对神灵表示“酬谢”。他在开平元年修葺镇东军墙隍神庙并上表请求后梁进封墙隍神为“崇福侯”,就是酬神之一举。在《修墙隍神庙兼奏进封崇福侯记》中,钱镠就将自己霸业的成功与神灵的“冥力护持”相联系,谓:“今当吴越双封,一王理事,亦仗土地阴骘,冥力护持。神既助今日之光荣,予亦报幽灵之焕耀”。天宝元年(908)九月,后梁应钱镠之奏请,“封故隋司徒陈仁杲为福顺王”。据说,“仁果常以阴兵助王(钱镠)。王崇报之,请封于(后)梁,且令请州皆立庙。”天宝二年五月,钱缪亲巡苏州,“封故唐曹王明为昭灵侯”。李明为唐太宗子。据说,“淮人围姑苏时,守将祷于其庙,(敌军)辄自溃去,故加封焉”。同年,“命建双仁祠,祀唐颜真卿,以从父兄杲卿并飨”。天宝十年(917),“建崇善王庙于蓬莱阁西”。次年十一月,“立晋分水令朱彻庙于新登县,封(朱)彻通灵侯”。天宝十二年(919),“封安国县独山神为镇水山王”,等等。宝正六年(931)十一月,钱镠临死前一年,他还大事重修防风山(氏)灵德王庙。据《一统志》记载,防风氏庙建于唐元和年间(806—820),钱镠曾祈祷有应,故请封显德王,因年久失修及战争破坏,己呈颓坏之象,钱镠因此重加修整。在《庙记》中,钱镠说明重修此庙的缘由是:“一则酬忠臣之启愿,二则答阴隲之匡扶,唯冀明神,永安缔构,禀元化而口垂恩福,镇土疆而阴军民,保四时风雨顺调”,同时为民众提供“请福祈恩之所”,期望“后来贤彦知士,精敬神明”,有助于维持吴越国的社会治安。叫戋缪修建神庙,奏封王侯,实质在于说明其如今获得的地位和权力都是“神授”的。他认为王权抹上了神圣的色彩,就可以长久得以维持。这就是钱镠每获加官晋爵,常伴有宗教活动的奥秘所在。

(二)以“骨法”选拔治国人才。“骨法”是古代相人术的一种。相人术是通过相人之形貌气色而预测其才能高下、命运吉凶之术。相人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流行。相人术的理论依据是传统的天帝命定信仰,亦即西汉大儒董仲舒所谓“天人相副”:既然人的才能、命运都是由天注定的,因而,上天在赋予各人面貌、形态方面,当然也会有所不同,故而通过人的面貌形态,即可窥知此人的才能、品性及其福禄。正如东汉学者王充所言:“人命禀于天,则有表候于体,察表候以知命,犹察斗斛以知容矣。表候者,骨法之谓也。”(王充:《论衡·骨相》)钱镠不仅深信相人之术,曾请相者算命,而且其本人对相人术也有钻研,尤精“骨法”相人术。在统兵作战过程中,他常用“骨法”之术相人、用人。建国之后,通过“骨法”选人、用人仍是其政治的一种重要手段。什国春秋》卷七八《武良肃王世家下》载,建国之初,为了从北方流移而来的人士中挑选贤能,钱镠曾派遣数十名画工居于淞江边,称为“挛手校尉”,职责是“伺北方流移来者,咸写貌以闻,择清俊者用之”。画工对北方流移来者“咸写貌’显然不可能(其时北方战乱,流移南来者众多);很可能是画工根据钱镠的“骨法”之术,将“骨法”特异者描画下来,供钱镠选择任用。《十国春秋》卷八六林鼎传又载,林鼎谒武肃王钱镠,钱镠辟为文穆王(钱镠子钱元瑾)幕府。文穆王因为林鼎有卓越之才,多次向父王钱镠推荐,都不见任用;一次又上密表推荐,钱镠这才道出不重用林鼎的原因。“武肃王日:‘(林)鼎骨法非常,真辅相器。然我不骤贵者,欲汝贵之,庶尽心于汝也。’”原来,钱镠是从长计议,让文穆王继位后再重用林鼎,林鼎就会因为感恩而竭心尽智效力于文穆王,为吴越国政治服务。其后,林鼎成为吴越国重要丞相,似乎证明了钱镠的“骨法”之术的“灵验”。又如曹仲达,“道过钱塘,武肃王奇其貌,遂以王妹俪焉,累授台、处二州刺史”,“及建国,拜丞相”。

(三)将祭祀、巫术应用于生产领域,以激励、凝聚民心,发展经济。古代中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,农业的兴衰,关系到国家、民族的兴衰。因此,祭祀、巫术等宗教活动也常常用于生产领域,以祈求风调雨顺,灾害消除,五谷丰登。在吴越国历史上,用于生产领域的祭祀、巫术活动见于记载的主要有:

1、祭祀驱虫。遭遇突发性自然灾害(如蝗灾等)之时,人无力抗衡抵御,又不甘束手旁观,便进行祭祀,冀望神灵助佑,禳除灾害。据载,后唐天成三年(928),“夏,六月以来,大旱,有蝗蔽日而飞,昼为之黑,庭户衣帐充塞之。王(钱镠)亲祀于都会堂。是夕,大风,蝗坠浙江而死。”偶然的一场大风令无数蝗虫折翼溺毙江中,似乎显示了祭祀的“灵验”。实际上,此类祭祀活动还另有其政治意义:祭祀不灵,也显示了统治者忧国忧民,有励精图治之志;祭祀“灵验”,则显示了统治者具有神性,故得上天(神)保佑——无论如何都有利于凝聚民心。

2、以巫术协助筑塘。后梁开平四年(910)八月,钱镠征集民夫,于候潮门外筑捍海塘。这是一项对吴越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而又异常艰难的水利工程。“初定基时,王(钱镠)困苦为江涛怒潮,水急湍流,昼夜冲激沙岸,版筑不能就”。经过失败之后,为了激励民心,钱镠利用民众的崇神心理,举行了一系列的祭祀、祈祷、厌胜等宗教仪式。且不探究流潮的转向是否真是祈祷、厌胜所致;可以断言,一系列的宗教活动,大大鼓舞了民夫筑塘捍海的干劲,终将捍海大堤筑就。捍海塘(堤)的筑成,为吴越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

钱镠是五代时期吴越国的奠基者和开创者。在他的统治下,东南一隅出现了局部统一局面。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环境中,吴越国政治较清明,经济得发展,文化趋向繁荣。因此,钱镠不仅在吴越地方史上,而且在中国古代史上,都占有重要地位。钱镠对国情民情有清醒的认识,他善于借助种种宗教的手段,不仅神化了自身,增强了凝聚力,同时又充分刺激和调动了士卒作战和民众生产的积极性,为其霸业的成功及史册留名奠定了良好基础。传统的宗法性宗教,不仅对钱镠本人有重要影响,对吴越围历史也有重要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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